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多大的作用一直都是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充分阐释了他的理念:政府应该致力于充分支持经济自由,让市场发挥完全的作用。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看来,美国的经济奇迹建立在两个自由之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前者由人权宣言和美国的宪政体系所保证,后者则由亚当斯密以来深入人心的经济学思想来维系。但是从大萧条开始,经济自由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

美国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经济思想的一次大转折。普通民众和学界都开始认为大萧条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于是凯恩斯主义开始逐渐兴起。以大萧条的政治氛围为契机,从经济领域开始,政府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经济安全到社会平等,从促进教育到保护消费者,从保护劳工到避免通货膨胀、促进就业,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尤其是价格有三个主要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传递信息,当信息构成相互比较的时候人们得以据此作出选择,第二个作用是促使人们采取最高效的生产办法;第三个作用是收入分配。弗里德曼认为,这三个功能是相互联系的,人们有动力改进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因为这些造成的价格改变最终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共产主义政府所犯的错误在于试图将收入的分配和价格体系隔离开来,直接决定人们的收入分配,价格机制所传递出的信息被扭曲了,人们也就失去了改进工作和生产的动力。

国际贸易是一直一个广受政府干预的领域。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使消费者获得更加廉价的产品,使生产者可以专注于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自由贸易也是都到政治影响最多的经济领域。人们以各种理由反对自由贸易,比如保护等行业但不具备产品竞争优势的劳工,对其他国家政府补贴行为的反击,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出于保护新兴产业的需要等等。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些顾虑大都是特殊的利益群体自我保护的结构,自由贸易最终都还是有利于各方的。

1930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它使得公众相信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为了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政府有必要介入经济活动。这场危机也同时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弗里德曼认为,公众和学术界对自由市场观点的转移是源自对大萧条发生原因的误解:大萧条是政府的行动错位而不是市场的失灵造成的,而美联储系统等政府经济控制机构的崛起实际上是受益于当时的这种政治氛围。

伴随大萧条新政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计划,比如社会保障计划、健康保险计划等等。在西欧,国家福利主义开始盛行,比如英国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在美国,最大的福利计划则是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实际上用现在的征收的税收来给已经退休的老人养老,这种计划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因为谁也难以预料未来若干年退休之后社会保障资金的运转情况如何。

在做着看来,社会福利主义的兴起部分的源于对结果平等的追求。比如诸多的收入再分配计划。这种做法实际上会损害到经济和社会本身,因为这样一来大家努力进取的动力就变低了获得回报的很大一部分被拿走交税,而就算不努力工作所获得的支出也不会太差。而在那些努力宣扬其追求结果公平的国家里,最终这些用来保证结果公平的强制力都落入了那些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人的手中。

与结果平等相对的是起点平等,其含义是只有一个人的才能才会决定他的机会,除此之外任何因素都不应该影响他获得的机会。然而起点公平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实现的想法:究竟怎样才算起点公平呢?一个穷人的孩子和一个富人的孩子所可以得到的教育资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吗?弗里德曼认为,先天所继承和拥有的财富就如同一个人先天的禀赋一样,是自然的事情,不应该被嫉妒。他认为,起点公平是和自由相互关联的,如果对于平等的追求被置于自由之上了,那么它无疑将会损害自由,反之,自由将可以用来促进公平。

政府干预经济自由的另一个领域在教育市场。作者认为政府设立的公立助学计划限制了家长们的选择自由。家长需要通过交税为公立学校出资,但是公立学校并不能满足所有家庭的教育需求。作者的建议是在初级和中级教育阶段设立凭单制,家长可以使用凭单来抵扣教育的费用,这样一来家长可以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之间灵活选择。

第二个受政府干预的领域是消费者保护。近半个世纪以来,政府开始设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保护机构,比如州际商务委员会,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环境部等等。这些机构提供诸如帮助消费者鉴定产品质量以避免上当受骗的价值。但弗里德曼认为,这些政府结构的设置阻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如果允许市场自由竞争,那么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解决。

第三个例子是劳动者保护。政府和劳工委员会通过设立基本工资,进行薪酬谈判等方式来保护劳工的利益。但在作者看来这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市场的供需关系不会改变,人为设立的基本工资只会限制和降低劳动需求量,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比如工会谈判要求提高工资,这样一来势必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导致企业降低劳工人数以控制人力成本。而一般认为的提供工资提升空间的公司利润部分实际上是资本的利得部分,如果一项投资的回报率降低,势必导致对该行业或企业投资的减少。初次之外,劳工委员会常常和政治影响力合作,通过政治影响来增加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殊利益,又反过来对政治力量予以支持。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政府不适当干预经济过程的后果。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谈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和医治。作者认为通货膨胀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发生的根源在于政府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政府获取资金而又不直接增加税收的一种隐蔽的手段,获取资金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即可,既增加支出而又不增加税收简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成本最后还是会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通货膨胀的另一大原因是政府错误地将控制就业作为基本目标。为了达到不切实际的就业率,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支出来实现,因此必然导致货币超发发,通货膨胀。为了治疗通货膨胀,在抑制政府开支的同时,还必须忍耐高失业率这一副作用。

弗里德曼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都是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比如大萧条的成因,消费者保护,国家是否应该设立公共教育,控制通货膨胀和控制失业率之间的权衡等等。在这些争议当中,弗里德曼总是坚定地站在市场这一边,并且从理性的经济学的角度阐释选择自由市场的好处。这本书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他使人们看到了在实际的经济决策当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尽管他的本意是要尽力摒除这些政治因素。比如在国际贸易的争论当中,在利益受到短期损害的民众的选票和长期的不容易立即显现的贸易价值之间,政治家很可能选择前者以讨好民众包住选票。在自由主义和政府主义的光谱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选择。这本书为我们观察这些国家的社会现状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