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政治化无可厚非”,这是我在评论贺锦丽的文章里读到的一句话。贺锦丽是拜登的竞选搭档,文章的观点之一是贺锦丽在整个政治生涯中缺乏贯穿始终的观点,她在不同时期多次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作者也承认,作为政治人物她这么做无可厚非。政治人物的政治化是说,政治人物可以出于利益需要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无需受到道德谴责。今天我想讨论的是职场上政治化的问题。

我们容易对政治人物抱有理想主义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有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那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则应该受到鄙视。我们对经理或领导也有类似的期待:公平行事,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的人;为人正直,不因为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对他人的评价;保持忠诚,对公司、团队还有上司保持忠诚。然而,所有领导者都会在工作中面临道德和利益的冲突。

在绩效讨论的时候,你会坦言对某个候选人的负面评价还是隐藏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出来会伤害你和对方经理的关系呢?如果其他团队的经理暗示希望在某个候选人的评级的时候得到你的支持呢?你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如果你面临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的冲突,你会维护公司的利益吗?如果那样会损害你的利益吗?

政治化本质上是将自己的利益追求置于其他事情之上,不论是他人的利益还有个人的道德。政治化要求人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最大程度的争取和维护这些利益。按照这样的立场,经理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好个人的利益,而不是成为一个道德模范。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经理人不能有道德追求和底线,但是政治化要求他们在二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将自己的利益摆在道德之上。

政治化的第二层含义是将一切视为达成利益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利用游戏规则,原则和立场只是赢得他人支持的办法或者打击他人的手段。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构建公平的体系就不再是目标,而是为了能让团队更加高效运转的手段,反之如果不公平的体系让团队更加高效,那么就应当去建立这样的体系。经理应该尽一切可能为自己的团队争取利益,用加薪和晋升换取团队的动力和忠诚度,即使这样做有损更大团队的公平。而无论是让团队快速产出还是增强幸福感的策略,都是为了让自己在考核中获得更好成绩而可以灵活调整的手段。

政治化需要首先认清自己的利益。辉格曾经在书中引入一阶道德和二阶道德的概念,区别在于二阶道德是从一阶道德引申而来。划分利益的时候也可以借用类似的方法。经理的一阶利益是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级,二阶利益是为了实现一阶利益而服务的,包括上司对自己的赏识,下属的执行和忠诚,还有同僚的支持。而道德并不在这些利益的阶梯里面。也许你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

在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里,坚持道德原则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满足自我的道德期待,让人们称赞你的正直,赢得他人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好处。而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人的道德期待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吗?以及,我们要追求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事准则吗?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面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因为那超出他们认知的范围。即使最杰出的头脑比如爱因斯坦和罗素都会在这些事情上犯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认知习惯让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事务。理想主义者有时就像是哈耶克笔下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陷入自己的思维惯性,无法理解也拒绝接受按照利益运行的系统。职场不要求也不假设我们遵循道德原则,甚至正好相反,它只能假设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是的,我们最好认为职场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世界。

选择是否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准则或者说政治化的方式行事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识别他人行事背后的动机,根据这些信息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利益一定不会本来面目出现,它常常穿着更加温情的面纱。它可以是微笑,是魅力,是善意甚至是帮助。我们的判断力也并不总是毫无动摇,不被感情左右,我们往往拒绝接受用利益的观点看待事物,尤其是当他们被包裹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时候。

政治化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保持绝对的理性,既不被自己的感情左右,也不被对他人的感受引导。你在被误解之后能够忍住倾诉委屈的冲动,冷静寻找最佳的解释去改变对方的误解吗?我们多数时候既无法做到绝对理性,也无法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因为这要求我们既具有极好的自控能力,又具有娴熟的政治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在游戏中认清形势,选择最有利的决策和行动,这才是政治化真正困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