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一》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麦克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远离家族的生意?电影和小说的解释不同。电影里,最后一次和麦克谈话的时候,教父愧疚地表示,他对最终让麦克介入了家族生意感到遗憾。教父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事业,那种语气仿佛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第一代移民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他希望儿子可以上大学、参军、从政,从事被社会主流所接受的行业,成为光明世界里面受到瞩目的人物。这显然是一种更加正面的价值观念,也更容易令观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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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Mortal》凡人皆有一死

年轻的读者们往往难以想象生命——主要是自己的生命——如何不可逆转地从健康走向衰弱。我们也许偶然生病难受,感叹一句生命如此宝贵。然而病好之后,就把这些感悟和对医院的记忆一同抛在脑后。病痛对我们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衰老则是更加遥远的未来。《Being Mortal》的价值就是用一个又一个例子,填补我们关于死亡想象的空白。在《Being Mortal》里,死亡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带着哲学意味的概念。葛文德谈论衰老的具体过程:身体机能的衰退,意料之外的跌倒,坐进轮椅,被人推进养老院,过上进食如厕洗澡都需要人辅助的日子,那绝对不是令人憧憬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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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为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国企破产和现代化改革、设立股票交易所、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等改革,都对中国当代的经济面貌影响重大。这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又尤为重要。中国今天的许多宏观经济现状: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的经济增长、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等等都可以从这次改革中找到历史源头。周飞舟的这本《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详细介绍了分税制改革的前因后果。作者分析了财政制度改革如何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模式,并最终影响经济模式。对于想要了解中国当代经济史的读者这是一本极好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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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弹子球》孤独的外壳

村上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一直有自我封闭和陷入孤独的倾向,回头看去,这样的特色早在他的前几部作品里就出现了。《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海边的卡夫卡》里的田村卡夫卡,本书中的我和鼠,这些人都喜欢孤独,他们对世界缺少欲望,除了生活下去,没有一丁点想要取得世俗成功的想法。《弹子球》里的我毕业后和朋友开了一家翻译事务所,生意做得有模有样,钱也赚得不少,但也仅此而已,开拓事业或者享受物质的欲望似乎都不存在于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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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芳华》到电影《芳华》

冯小刚当然可以说《芳华》是他对青春的美好回忆,但是你很难不感到那是被过分美化、离真实太遥远的青春。电影芳华再现了那个黄金年代,给往事增添了许多美感,但也让人物塑造少了深度。原著小说里,中年的刘峰和萧穗子相聚,萧穗子给刘峰看林丁丁的照片,被刘峰拒绝,他宁愿林丁丁永远是记忆中心动的模样。芳华电影的视角与此类似,已经逝去的青春和从未得到的美好都让人叹惋,但沉醉在个人回忆里难免让电影失去打动更多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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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国府的经济账》红楼梦的世界观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里说,作者应该是故事的上帝,从人物的饮食习惯到九月的天气,作者必须对每个问题都了如指掌。用更通俗的话说,作者需要为作品设置一个详细的世界观,人物的行动必须和世界观吻合。曹雪芹就是这样令人惊叹的创造者,他在创作情节和人物时,还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红楼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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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莱默夫妇》到《婚姻故事》

《克莱默夫妇》和《婚姻故事》都是当年十分有分量的电影,不仅因影片本身的优秀,还因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共鸣。两个故事离婚的过程里所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别,性别权力冲突的中心也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而移动,把两个故事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一点更加明确。尽管两个故事的内核相似,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差别中找到时代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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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故事》:人物弧光

故事不光要揭示人物的内在性格真相,还要展示人物内在的变化。人物内在变好或者变坏的过程就称为人物弧光。作者需要令人信服的展示人物变化的过程,观影的过程便是我们见证和陪伴人物一同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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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故事》:打破平衡的激励事件

从形式上看所有故事都是一个求索的过程。一个激励事件打破人物生活的平衡,在他心理激起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欲望,意欲恢复平衡,他便踏上了追寻欲望对象的求索之路。而激励事件正是这一切的开始,激励事件的作用便是打破人物或好或坏但总体平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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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故事》:冲突是故事的本质

冲突是故事的本质,如果没有冲突,故事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往前进展。一部电影正是在不断构建、消解、再构建冲突的过程中推进的。罗伯特麦基将冲突分为三个层面:内心冲突,个人冲突和个人外的冲突。内心冲突强调任务内在的观念和想法的冲突,个人冲突则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冲突,个人外的冲突往往是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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